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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往事“黑金” 燃创作灵感
作者:    

刘元举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深圳交响乐团驻团艺术家。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评论诸文 寻到创作素材和创作灵感。体间纵横。中篇小说《黑马·白马》,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钢琴梦》《钢琴时代》《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西部生命》等数十篇(部)作品分获各类奖项。多篇散文或报告文学被选入国内各类年选,其中《一条大河》《悟沙》等篇被选入中学教科书。已出版26 部专著,600 余万字。


 
王怀宇 长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编审。在《作家》《十月》《钟山》《北京文学》等刊发表小说作品100 余篇。作品20 余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选载,并入选年度小说排行榜和大学生阅读教材,另有作品被译成英、法、韩等文字。曾获梁斌小说奖、长白山文艺奖、吉林文学奖、滇池文学奖。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群众艺术》《公鸡大红》,短篇小说《狼群早已溃散》《小鸟在歌唱》,戏曲、散文作品《春去春又来》《鲁院十年》等。

刘元举:上世纪80 年代初,一夜之间你就会因一篇小说获奖而一发冲天。似乎全民都在读小说,谈论小说,小说充斥着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自《伤痕》开始,一篇《班主任》,一篇《乔厂长上任记》,还有《大墙下的红玉兰》《蝴蝶》《灵与肉》《李顺大造屋》《陈焕生进城》等,每一篇都能带来巨大的轰动效应。

王怀宇:我基本上是上世纪80 年代末期开始写小说的,正好赶上了中国文学热的末班车。那时正值朦胧诗、学院诗流行过后,诗人降温,小说家崛起的时代。您说的这些作品我几乎都读过,我对那些作家也如数家珍。
 
刘元举:我曾亲历过中国文坛在西方大门敞开之后的各种思潮冲击,当时我也跟许多年轻人一样崇尚先锋文学。最近看到一则消息,讲的是白先勇讲课时,说《红楼梦》就是中国的《追忆逝水年华》。这话如果反过来说便是《追忆逝水年华》就是中国的《红楼梦》,缘何?白先勇强调的则是作家的“自传式”写作,或者说,在虚构成份中,作家亲历的生活占据着重要分量。没错,不仅普鲁斯特的长卷裹进了很多作家自传式的叙述,很多作家的成名作都带有“传记”特点。特别是早年读到的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以及最近很火的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自传小说五部曲,都说明了作家的亲身经历对于创作有着多么重要的价值。
 
王怀宇:我们经历了同一个时代,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其实,我也是看着“寻根”“先锋”文学长大的,同时又面对扑面而来的西方文艺思潮,我也赶过时髦,也曾经从“批判现实”到“新写实”再到“意识流”又到“下意识”地痛苦碰撞过、尝试过无数次,但最后我还是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批判现实”。
 
刘元举:说到这里,该回到主题了。作家缘何去写小说?也就是说作家的小说情缘。现在回过头来说你的小说,尽管你成名较早,但你的近期小说更有力度地进入了读者视野。读了几个中短篇之后,我发现你的小说有一个最大特点是喜欢回忆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如《小鸟在歌唱》《司令的枪》等。我在想,这些回忆成份很强的故事,一定是渗透了作家本人的生命之中,让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早期的“种子”一直在膨胀发酵,从而,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从这个角度而言,你也是进入了“自传式”的写作路数。
 
王怀宇:也许很多人都有与我类似的经历。父亲是个文学青年,决定了我的文学青年命运。本来我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天才的理科生,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高中文理分班时代,同学们对文科生是多么的不屑啊!前段流行过土豪解鸡兔同笼问题,土豪牛吧?我理科比土豪还牛。可身为文学青年的父亲却命令我非学文科不可,以后目标必须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否则,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可以说,本来爱好理科的我是被父亲逼上文学之路的,在这条路上,我并不比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轻松多少。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当作家和上不上大学中文系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一直认为,童年和少年的黑色记忆就是我小说创作不可多得的黑金。但它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时那些黑色记忆作为“情结”会成为我文学创作的有力支点。我的很多小说最初好像都是因为这些“情结”而产生的。除了从前的作品《平安县的长跑冠军》《平安县的命案》《惯犯李大民》《女孩》,也有最新的作品《公鸡大红》《司令的枪》《小鸟在歌唱》等。
 
刘元举:你谈童年或少年时代的记忆时,使用了“黑色记忆”并称其是“黑金”,我理解这既是你的个人情结,又是作家们的普遍“酵母”,因之而升发的作品大小,不仅取决于“黑金”的积淀的多少,也取决于作家的天分与才气的大小。这便说到了创作的灵感问题,这也是老生常谈的。
 
王怀宇:没错,少年生活的烙印对人的一生都会发生作用,尤其对于写作的影响更大。小时候,我是我家那一片儿有名的小孩头头儿。很多同龄的孩子都“司令”“司令”地叫我。邻居大力最不好管理,是个典型的好战分子,那也只能死心踏地地做我的“副官”。因为我除了有人缘、有威信,还有一手小绝活——除了弹弓做得好,我还会做烟火枪。出自我手的烟火枪不仅好使,而且好看。身边的兄弟们几乎人手一把烟火枪,差不多都是我亲手武装起来的。
 
我为什么会拥有两只十二节车链子的烟火枪?因为我会制造,手工费永远是一节车链子。光听响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了。后来,烟火枪发展成了火药枪。那时大人们骑的自行车基本上都没有车闸,都让孩子们偷着缷下来做火药枪了。
 
刘元举:这就是不久前那篇被选发的短篇小说《司令的枪》的故事原型吧?
 
王怀宇:是的。这件事一直跟随了我30 多年,让我无法释怀。我当时那么看重我的枪,却没想到有人会拿走我的枪。光天化日之下,司令的两把大枪丢了?这可是惊天大案啊!我就放在自家的窗台上了,没有外人来呀?怎么会丢呢?一起干活儿的小伙伴们掘地三尺地找。
 
最后大家都怀疑是满脸通红的大平干的,严刑拷打,大平却坚决不承认。大力有一天又在公共厕所里发现了反标,写我是小孩头头儿。后来才知道,厕所里的反标是大力自己写上去的,是为了镇压一直不服气的大平。再后来,我考上大学伙伴们为我送行,我们头一次喝酒,酒后的大力自己揭开了多年的谜底。但是一直没人提到火药枪的事,只是“丢枪事件”至今仍然还是我童年时代的不解之谜。
 
刘元举:我看了你的这篇小说与另一篇《小鸟在歌唱》,都是在人性的善恶之间寻找你所感兴趣的诠释。换句话说,你是在给少年时代的人生故事涂抹上一层温暖的阳光。有诗意,这种回味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人性温存,似乎更多的还是一种复杂的滋味。就是说,作为当年的生活记忆,相对于你成型的小说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而小说就绝不是记忆那么简单。
 
王怀宇:那是,小说写作的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忆过程。在写《司令的枪》时,我想结尾处一定会写出一些东西的,但还没太想好。当时只是设想了这样一个结局:20 多年后,我又有机会回家乡探亲。已是成年的儿时伙伴们再次围坐在一个酒桌上,望着一脸络腮胡子的建筑工人大平,借着酒劲儿,我真想问问大平儿时火药枪的事儿,但几次话到嘴边,我又生生地把那话茬儿咽了回去……
 
当然,这个结尾只是我写作初稿时的一种可能性,整个创作过程还有个发酵过程。上述那种结局是否合适,还得等写到那里时才能最后定夺。后来,结尾果然改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连小说的名字也由原来的《司令的枪丢了》改成了现在的《司令的枪》。
 
刘元举: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文学作品一直在你的记忆之中蓄存着,发酵着,只待一个合适的节气喷发呢?
 
王怀宇:往往真是这样,我的很多作品确实是这样产生的,而且我要写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我认为能体验到更多的新鲜生活固然重要,如果没有条件,细心品味和深入挖掘自己曾经的往事也是一种体验生活,也同样能找够寻到创作素材和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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