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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之下,拷问世态人心——莫言《锦衣》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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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莫言终于亮出了一组新作,即获诺奖 5 年之后的最新创作——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刊载于《人民文学》9 期,而一组小说则以《故乡人事》为题发表在今年的《收获》杂志 5 期上。或许是由于戏曲文学剧本这种文体的特点吧,大众媒体更关注《锦衣》。短篇小说在这个时代似乎已经边缘化了,人们更愿意就莫言的戏曲文学剧本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莫言这里,写戏曲剧本算得上轻车熟路。对于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言,写剧本从来就不成问题,期间的文体跨度并不算大。老舍以小说创作走上文坛,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却对戏剧发生兴趣,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则完全以戏剧创作为主。郭沫若先写诗,随后又进行戏剧创作,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在当时产生巨大反响。鲁迅写小说,《过客》是诗剧,是散文诗,也算是简约版的戏剧吧。至于在其他当代作家那里,将一部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也是家常便饭。莫言《红高粱》就改编成电影,莫言也进行过影视剧的创作,或许是并不成功,一直没有变成媒体关注、炒作的话题。
 

影视剧本,即使是脚本也与戏曲有更大的关联性。莫言创作的戏剧《霸王别姬》《我们荆轲》大家早已熟悉。但是,莫言写戏曲剧本,还有更深的个人因素在里面,也可以说,莫言一直具有很强很深的戏剧“情结”。在“文革”结束之后,莫言最初尝试小说创作的同时,就写过话剧剧本,因为当时宗福先的《于无声处》轰动社会,受其影响,莫言写了话剧《离婚》。后来,莫言幽默地回忆这个经历: “《离婚》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盼望着稿费来了买块手表时,稿子又被退了回来。但这次编辑用钢笔给我写了退稿信,那潇洒的字体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摇头摆尾。信的大今年 9 月,莫言终于亮出了一组新作,即获诺奖 5 年之后的最新创作——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刊载于《人民文学》9 期,而一组小说则以《故乡人事》为题发表在今年的《收获》杂志 5 期上。或许是由于戏曲文学剧本这种文体的特点吧,大众媒体更关注《锦衣》。短篇小说在这个时代似乎已经边缘化了,人们更愿意就莫言的戏曲文学剧本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莫言这里,写戏曲剧本算得上轻车熟路。对于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言,写剧本从来就不成问题,期间的文体跨度并不算大。老舍以小说创作走上文坛,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却对戏剧发生兴趣,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则完全以戏剧创作为主。郭沫若先写诗,随后又进行戏剧创作,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在当时产生巨大反响。鲁迅写小说,《过客》是诗剧,是散文诗,也算是简约版的戏剧吧。至于在其他当代作家那里,将一部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也是家常便饭。莫言《红高粱》就改编成电影,莫言也进行过影视剧的创作,或许是并不成功,一直没有变成媒体关注、炒作的话题。影视剧本,即使是脚本也与戏曲有更大的关联性。莫言创作的戏剧《霸王别姬》《我们荆轲》大家早已熟悉。但是,莫言写戏曲剧本,还有更深的个人因素在里面,也可以说,莫言一直具有很强很深的戏剧“情结”。在“文革”结束之后,莫言最初尝试小说创作的同时,就写过话剧剧本,因为当时宗福先的《于无声处》轰动社会,受其影响,莫言写了话剧《离婚》。后来,莫言幽默地回忆这个经历: “《离婚》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盼望着稿费来了买块手表时,稿子又被退了回来。但这次编辑用钢笔给我写了退稿信,那潇洒的字体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摇头摆尾。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这样的大型话剧,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信的落款处还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公章。我把这封信给教导员看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小伙子,折腾得解放军文艺社都不敢发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夸奖我。”还有,莫言小说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檀香刑》和高密传统地方戏曲茂腔有密切关系。 莫言在 《檀香刑》 的后记中说,他从小喜欢听戏,能背诵许多戏文,年龄稍大,就在村子里的业余剧团跑龙套, 扮演一些反派小角色。 “ ‘文革’后期,形势有些宽松,在那几个样板戏之外,允许自己编演新戏。我们的茂腔《檀香刑》应运而生……我发挥了从小就喜欢编顺口溜制造流言蜚语的特长,与一个会拉琴会唱戏出口成章但一个大字不识的邻居叔叔编写了九场的大戏《檀香刑》,小学校里一个爱好文艺的老师帮了我们许多忙。我与小伙伴们第一次去看火车,就了为了编戏体验生活。小说中引用的《檀香刑》戏文,是后来经过了县里许多职业编剧加工整理过的剧本。”后来莫言参军离开家乡,但是家乡的茂腔却一直萦绕在他的耳畔。前不久,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是戏曲、尤其是民间戏曲的发烧友。我们高密这个小地方有一个很独特的剧种叫茂腔,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的创作受茂腔的影响很大,《檀香刑》里面就有大量戏文。由于受过民间文化尤其是戏曲的滋养,我一直想做这样一个尝试,也作为我对民间文学的报答。”这是他后来喜欢创作戏剧和能够创作戏剧的更深层原因。
 
《锦衣》是莫言 2014 年完成的作品。莫言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他母亲给他讲述的“公鸡变人”的故事。莫言说,“早在 2000 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演讲时曾使用过“锦衣”这个素材,因为这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母亲跟我讲的:有一位地主家的姑娘待字闺中,她母亲却经常在半夜听到这姑娘闺房中传出男女谈笑的声音,于是她母亲跑来问女儿这是咋回事?女儿告诉母亲说,一到深夜,就有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来和她幽会,他穿着一身金光闪闪的衣服。母亲对她说这必是妖孽,要她在这小伙子下次来的时候把他的衣服藏起来,女儿听了母亲的话后,真的把小伙子的锦衣藏到了一个柜子里,后来小伙子很无奈地在天明时分走了。第二天,这姑娘打开衣柜一看,柜子里一地鸡毛。”但是,莫言觉得这个故事太像 《白蛇传》 一类作品, 太过单薄,缺乏现代意义,所以迟迟未拿出来发表,“后来我读到一些资料,看到在山东的胶东半岛,曾经有很多青年男女远渡重洋去日本接受孙中山同盟会的思想,回国后组织起来为推翻清朝一起革命,于是我把《锦衣》这个故事的时间放到了辛亥革命前期。”这样莫言就把一个“公鸡变人”的人妖之恋变成了辛亥革命党人的爱情传奇。
 

《锦衣》插图

故事大致是这样的:革命党人秦兴邦、季星官潜回高密县搞革命活动,在集市上巧遇被父亲强行出卖的村姑春莲,季星官对春莲一见钟情。由于革命任务在身,他无法搭救春莲。更巧的是,季星官的母亲季王氏被媒婆、衙役敲诈、威胁,不得不娶春莲,让春莲和家中饲养的大公鸡拜堂成亲。季星官潜回家隐藏在暗道中,发现新娘正是意中人,他不便暴露革命党的身份,于是身穿“锦衣”化妆成公鸡变的公子,照料被打伤的春莲。王婆告密,事情败露,季星官、春莲被捕受审,革命党攻入高密县衙,季星官与春莲终成眷属。
 
显然,这是一部融合了革命因素的爱情传奇故事,但读完作品之后,就会发现,其实爱情戏并不多,也并无出彩之处。或许是莫言对“魔幻”的兴趣,才撑起了这个爱情传奇的骨架。它在全剧中的重要之处不在爱情,而在于结构全篇。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结构,故事无法完成,再者,以这样传奇性爱情故事结构全篇,无疑会增加作品的吸引力,这是莫言的叙述智慧。包裹在爱情骨架之下的是基于作家良知的社会批判精神,这才是这出戏的真正精彩之处。这部戏曲剧本真正的重点是抨击社会腐败和人性的残酷。
 
官吏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横行乡里,敲诈勒索,强抢民女,胡作非为,鱼肉百姓;人心腐坏,世风衰颓,道德沦丧。莫言给县官和他的儿子起的名字就极具讽刺性和否定性:县官庄有理,他的儿子庄雄才,衙役同于动物——叫王豹。对世态人心的叩问,显然是更为深沉的内涵。大烟鬼宋老三为了满足自己的烟瘾宁可卖掉自己的亲生女儿。不是因为生存困难而是因为自己的恶习出卖自己的亲生女儿,让人感到人心的狠毒。这个人物在剧作中并不起眼,却显示了莫言一贯拷问人性的特点。莫言认为,在某种条件下,人要比动物更凶残,他的许多小说都更擅长揭示人性之恶。莫言长期以来主张文学应该关注人,深入人性,而历史应该是人性的舞台或实验室,文学最高价值是深入探索人性。从这个角度看,王豹、王婆应该是剧作中最重要的人物。这姑侄二人虽然是不同身份、不同性格,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卑鄙无耻,贪利妄为,除了钱财之外,没有任何是非原则和道德底线,只要能获得钱财,任何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王婆是古代小说、戏曲中常见的人物,贪图小利,伶牙俐齿,缺乏基本的道德感,显示出社会底层的污泥浊水,道德败坏。
 
王豹这个人物的文学典型性极强,同时,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批判性、警示性。他身为衙役,又是庄雄才的狗腿子,为虎作伥,狐假虎威,穷凶极恶,性格又狡诈多变。在官衙他地位低下,完完全全是一副奴才相,在老百姓面前,却十分凶恶。为钱财,他和王婆联手敲诈勒索季王氏,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季王氏的钱财甚至要认季王氏为干娘。衙役的身份使他无时无刻不羡慕官位,无时无刻不渴望当官的威风和排场。在他的心中,“啥菜也不如白菜好,啥肉也比不上猪肉香。啥贵也不如金子贵,啥事也不如当官强。”第四场 “一仆二主”有个非常精彩的细节:在签押房,王豹在知县不在的时候,坐在了知县的太师椅上,顿时心花怒放,“趁着老爷不在堂,俺一人独坐签押房。在老爷的椅子上落了座,浑身上下暖洋洋。人靠衣裳马靠鞍,讲威风,讲排场,就看你屁股坐在啥地方。”知县庄有理呵斥他图谋不轨,他却连连磕头说,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小的怕老爷落座凉了屁股,先来给您热热窝儿。”在全剧之中,王婆和王豹这两个人物占有很大的篇幅,也显示出莫言的用心所在。
 

《锦衣》插图

作为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尽量恪守着中国传统戏曲的审美观念,最大程度地满足老百姓的欣赏口味和审美心理习惯。在网络上有个视频,是凤凰卫视记者采访莫言,莫言说,《锦衣》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作品,在情节和人物处理上,有意回到中国传统戏曲,亲和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如大团圆的结局,革命胜利,有情人终成眷属。人物性格的脸谱化、定型化, 善恶分明。 如果从莫言一贯的美学风格来看,这种比较彻底的传统化、民间化,应该是第一次尝试。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的确民间味十足,简直和许多东北二人转剧本相似。
 
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一下莫言的“民间写作”。长时间以来,莫言一直坚守“民间写作”,把自己的姿态放低,“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批评家往往用大土大洋、中西融合来概括他的美学风格,这固然不错。但是,如果深究一下的话,我以为,莫言的这种民间情怀,只是一种写作姿态,充其量是现代作家对民间因素的借鉴和吸收,其骨子里仍然是坚实而挺拔的现代性,莫言的民间是现代作家笔下的民间,而不是民间本身。莫言的一个突出才华就在于,他具有融化、驾驭地方性文化、文学资源的能力,善于化民间为现代,而不是被地方性、民间性所征服。
 
就拿《檀香刑》来说,它出自高密地方戏茂腔而超越茂腔,《檀香刑》的语言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先锋性叙事——莫言把民间语言变成了自己的先锋因素。莫言对“孙丙抗德”故事的现代性处理才是更关键更具有决定性的艺术创造。那种历史碎裂感、虚无感、残酷的酷刑叙事以及深沉的人性拷问,都不是民间美学范围之内的。如果没有超越性,而仅仅是民间的回归,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莫言说《檀香刑》是自己的一次“大撤退”,其实是以退为进,利用民间资源,进行了一次最大胆、最具创新性的先锋叙事。放在莫言的所有作品之中,《锦衣》的民间化或许仅仅是一种尝试吧,如果让自己完全沉没在民间戏曲之中,也未免太得不偿失了。


王学谦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吉林省教学名师,鲁迅研究会理事,莫言研究会理事,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鲁迅、莫言及当代文学批评。专著《自然文化与 20世纪》 《九头鸟与猫头鹰》。发表论文 1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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